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，随着正阳门被兵部尚书张缙彦推开，刘宗敏带领的先锋队顺利进入了紫禁城，这一刻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彻底灭亡。
接着，李自成秘密任命刘宗敏为“主拷官”，并交给他一个既光荣又艰难的任务——逼迫前朝官员交出私藏的财富。这意味着刘宗敏要利用酷刑逼迫这些人交出他们家中的黄金白银。刘宗敏身材魁梧、为人粗暴，虽然他的道德素养远不如那些文人，但他处理这些高官还是得心应手。
他立即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5000副夹棍，并特意加装了钉子来增强痛苦感。然后，刘宗敏将2500多名明朝的高级官员逮捕，按官职分配勒索的标准。无法支付的官员就得接受酷刑。比如，前辽东总兵吴襄，也就是吴三桂的父亲，在夹棍下被迫交出了20万两白银。崇祯皇帝的岳父、整天以高尚品德自称的周奎，在刘宗敏的逼迫下，痛快地交出了60万两白银。这些只是大头，小官们也纷纷交出了银两。刘宗敏最终从这些大臣手中拷问出7500万两白银，其他贵重的玉器和玛瑙无从计数。
展开剩余77%为了方便携带这些财富，刘宗敏将这些金银铸成500两一块的金条，总重超过三千吨。考虑到当时明朝财政困难，一年的收入不过三四百万两，这笔财富几乎等于大明王朝20年的财政收入。
对于崇祯来说，他从未想明白“大明的钱去哪了”。直到刘宗敏的出现，他才发现，大明的财富早已被许多高级官员私藏。就这样，刘宗敏创造了封建社会中的GDP增长奇迹。
不过，权贵阶层向来拥有丰厚财富，这本不是什么稀奇事。问题在于，大明的士大夫一向自认为道德高尚，他们把自己标榜为“清流”。这种自命清高的行为最终也成了社会的笑柄。当崇祯皇帝正在为缺钱而焦虑时，这些士大夫却高喊着忠君报国，甚至在亡国后仍旧用道德文章自我辩护，反倒给先帝崇祯泼脏水。
魏藻德，作为大明最后的首辅大臣，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。魏藻德不仅没有为崇祯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，甚至在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后，他竟主动前去投降。面对魏藻德的叛变，李自成心中满是怒火，严词斥责他：“君主已死，社稷危矣，你当初承诺追随先帝，怎能如此背弃？”
然而，魏藻德丝毫没有羞愧之心，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回应说：“新朝刚刚建立，还需要像我这样的罪臣为国家出力。”崇祯死后，魏藻德竟然毫无羞耻地称李自成为“新君”，一边投降，一边推卸责任。李自成听后只感到恶心，毫不留情地将他交给了刘宗敏。
当刘宗敏审问魏藻德时，魏藻德开始无耻地把大明的败亡归咎于崇祯皇帝，称他为昏庸的“祸国殃民之君”。看到魏藻德如此恶心的表现，刘宗敏怒不可遏，将他活活打死。临终时，魏藻德竟提出用万两白银赎命，然而一切都已太晚。
但魏藻德的无耻并非只是背叛问题。他在崇祯皇帝濒临绝望时，曾向皇帝建议与李自成议和。面对崇祯的询问，他却表示毫无主意，这直接导致了崇祯愤怒地离开。结果，魏藻德不仅没有承担责任，反而在大明灭亡后指责崇祯无能，这种行径让他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。
不过，魏藻德并非唯一一个无耻的大臣。崇祯的岳父周奎更是其中的典型。崇祯末年，财政危机愈发严重，皇帝甚至开始向群臣募捐。然而，满朝文武都宣称自己家中清贫，除了少数几个官员捐出些许银两，其他人都拒绝捐款。
无奈之下，崇祯皇帝找到自己的岳父周奎，要求他捐款以拯救国家。结果，周奎依旧以“没钱”为借口回绝，甚至在崇祯死后，他依然私吞了女儿所给的五千两，最后只捐出一万三千两。李自成攻破紫禁城时，周奎一人交出了近两百万两黄金，而崇祯的宫中却仅仅搜出了20万两。
这些腐败现象并非偶然。学者赵翼曾指出，明朝的腐化源自于朱元璋时期，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既有圣贤的品德，也有盗贼流氓的手段。最终，这股“流氓”气息在崇祯年间达到了顶峰。李自成的兴起，彻底揭开了这些伪君子的面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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