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50年12月，曾风光无限的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在一次出塞狩猎途中不幸病逝。严寒的冬日里，顺治心情复杂地带领百官前往东直门迎接这位亲叔的灵柩。顺治不仅以极大的悲痛之情追封多尔衮为“清成宗”，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，以表彰多尔衮对大清和自己个人的巨大贡献。这一切似乎证明了顺治对多尔衮的尊重与怀念。然而，事态发展极为迅速且反转剧烈，仅仅两个月后，局面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多尔衮的封号被剥夺，他的坟墓被掘开，甚至遭到鞭尸与砍头示众。顺治在如此短时间内的态度翻转，不仅让人感到震惊，也让人深思，这其中不仅是单纯的政治斗争，更有复杂的权力博弈与角逐。
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驾崩后，由于他未曾明确立太子，满清内部随即爆发了关于皇位继承的激烈争斗。最具竞争力的两位皇族人物，便是皇太极的十四弟多尔衮和皇长子豪格。两人均有赫赫战功，且各自拥有强大的政治基础。多尔衮掌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，且拥有得力的将领，如阿济格和多铎，而豪格则得到了父亲皇太极的正黄、镶黄旗的支持，此外，亲王代善等也倾向于支持豪格，且甚至郑亲王济尔哈朗公开表示支持豪格。两位大臣在崇政殿激烈争论，局面一度剑拔弩张，满洲六旗的力量也在暗中较量。豪格虽兵强马壮，但性格软弱，政治手腕远不及多尔衮。多尔衮明智地看清局势，选择暂时退让，提议由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，而自己则以皇叔身份辅政。
展开剩余78%最终，在1643年8月，由代善主持，福临在盛京继位，即为顺治。满洲的贵族们出于平衡各方势力的需要，决定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。尽管顺治的继位是多尔衮未能如愿篡位后的一种妥协，但从实际操作上，顺治实际上只是一个虚位君主。顺治年纪尚小，因此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了多尔衮手中。济尔哈朗虽在名义上是辅政大臣，但并未展现出太大的政治野心，而多尔衮在背后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力。
顺治虽然年幼，但在权力的欲望和抱负上并不逊色，甚至有一些让人惊讶的细节。例如，在登位大典前，他坚持拒绝让乳母乘坐自己的辇车，尽管乳母为其抚养了多年。这样的举动显示了他早早便对皇权有着强烈的认知和追求。虽然满洲的封建君主制背景下，亲王贝勒有着一定的议政权力，而顺治的政治经验尚浅，但他依然表现出对多尔衮这位曾是父亲最信任的人的包容。
1644年，李自成攻占北京，崇祯帝自缢，明朝灭亡，福临（顺治）立即任命多尔衮为上将军，指挥清军攻打山海关，最终成功打败李自成，并进入北京。清军在北京站稳脚跟后，顺治开始将首都从盛京迁至北京。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极为重视，聘请了多位满汉文化的教师来教授顺治满族文化及儒家礼仪，并经常让顺治旁听政务，期望通过这一方式提高顺治的政治能力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顺治逐渐意识到多尔衮的集权野心，并且开始对其过于专断的作风感到不满。
特别是随着顺治年纪的增长，他对儒家三纲五常的理解加深，对多尔衮的专横态度愈加感到反感。在1647年，顺治便开始对多尔衮的一些行为产生疑虑，尤其是多尔衮的一些集权举措。比如，1647年多尔衮以济尔哈朗擅自使用铜狮铜鹤为名，罚银两千两，并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职务。1648年，豪格平定大西政权回京后，顺治为了安抚其功臣，亲自设宴慰劳，但多尔衮却以隐瞒冒功为由，将豪格囚禁，甚至暗中加害。顺治虽然并未立即出手，但此时多尔衮的权力野心已逐步显现，顺治的疑虑和警觉也在增加。
多尔衮的集权行为逐渐让顺治感到威胁，甚至在1648年年底，多尔衮已经逐步向皇帝的权力靠拢，所用的仪仗、音乐和卫队开始向皇帝看齐，且在任人唯亲、随意罢免和任命官员时显现出极大的权力膨胀。这一切，都让顺治感到自己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。在这场权力的较量中，顺治从一开始的忍让逐渐转变为强烈的抗争心理，他开始预感到，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，自己将会失去最终的统治权。
不料，命运并未如顺治所预料的那般推进。1650年，多尔衮在一次外出狩猎中不幸从马背上摔下，伤势加重，最终死于病中。多尔衮的死讯传回京师，朝野震动，顺治内心复杂，既有悲伤，也有一种释然的情感。尽管多尔衮曾是他最亲近的摄政王，抚养他长大并为其操心，但同时多尔衮的死亡也让顺治彻底摆脱了困扰他多年的政治桎梏。
顺治迅速采取行动，首先追尊多尔衮为“清成宗”，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丧礼，迅速掩饰外界对他态度变化的关注。但在内部，顺治开始行动起来，提拔苏克萨哈为议政大臣，以拉拢两白旗的势力。与此同时，顺治联合济尔哈朗，开始全面清算多尔衮的权力网络。多尔衮的旧部和亲信纷纷遭到打压，甚至被迅速查办。经过一系列政治清算后，多尔衮曾经的强大势力瞬间瓦解，顺治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权力。
最终，顺治通过这一系列的集权措施，逐步完成了从傀儡到真正的帝王转变。即便顺治并不像后来的康熙那样以政绩显赫，但他却为清朝的权力集中的体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通过清算多尔衮，顺治确保了自身的独立地位，逐步为康熙的治国之道铺平了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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